首先是上海人愛美。　

束身旗袍，流蘇披肩，陰暗的花紋里透著陰霾，這是記憶中張愛玲筆下的上海女人，婀娜搖曳，楚楚動人，卻透著天然的憂郁。這也是我對上海女人最初印象的來源。那時，一心讀書，世面少見，只能從張愛玲華美的文字里想象著上海名媛名太們穿著高貴的旗袍，在十里洋場招搖過市的娟秀和詩意。旗袍的確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經典之作，它把上海女人原本纖身的腰身勾勒得更加細致更加苗條了。　

據說，二十年代“革命旗袍”剛登陸上海時，袍寬袖大，裝飾繁復，穿在身上甚至有些雌雄莫辨。但細心的上海摩登女郎并不甘于此，她們別出心裁地在旗袍外面套上一件無袖馬甲，馬甲一套，感覺大變，新式旗袍迅速風靡，溢滿整個上海灘。從此，這種改良裝束伴隨上海女人走過了幾十載芳華，潮起潮落，時世變遷，上海女人和旗袍卻自顧自地代代相傳，領子由低到高再到低，到再低；下擺短了又長長了又短，到再短；袖子由窄到長再到無；側衩低了，又高了……折騰到最后，中西合璧的審美品格也進駐旗袍，成為上海人新時代品質了。　

其實，我要說的是上海人，而不是旗袍。那么，有關旗袍與中國文化的淵源就不必多言，對于旗袍的開衩應該低到膝蓋還是高至臀下，到底配西式蕾絲襯裙好看還是配休閑喇叭褲好看，也不一一贅述。反正，上海女人愛旗袍，上海男人愛穿旗袍的女人，必然也愛旗袍。看到《花樣年華》里張曼玉的旗袍風情，趙薇感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穿旗袍的”，同理，在中國遼闊大地上，也不是每個城市都能像上海一樣把滿人旗袍改造得如此美倫美奐，并堂而皇之成為城市招牌的，但上海能，上海人能，只因上海人愛美。　

數九寒冬，北方人到上海，都大嚷“冷得夠嗆”，而上海人呢？照樣絲襪綢緞，薄衣短褂，天冷是天的事，我身材窈窕動作活絡要緊。至于絲棉，那只是垂垂老者才紆尊遷就的。從炎炎夏日到白雪紛飛，上海灘男男女女咬緊牙關挺胸健步，瀟灑苗條堅持不敗。手背腳踵都生了凍瘡，“勿冷勿冷，我是勿怕冷格”，嘴唇分明烏黑發紫，微微發抖，心底卻還在暗暗較勁誰穿得更美。有滬諺作證：若要俏，凍得格格叫。　

說了上海人的美，不得不說說上海人堅韌能干的品質。　這是掩映在旗袍華美之下的上海人可貴的鄉土風情和草根風骨。　

說上海是“鄉土”和“草根”，的確有些對不起風情萬種的高樓大廈和絢爛迷離的燈紅酒綠。不過真正沉積的上海人精神不全是這些浮華，這一點，上海作家王安憶的作品不止一次地告訴過我們。王安憶是上海人，生于斯長于斯，上海風土人情溢滿了她的筆端。她喜歡沉醉在老上海的弄堂里巷中，用女性的體貼和細致，關照忙于一粥一飯、喜歡錙珠必較的草根平民。石庫門里面刷馬桶、燒小菜，洗盡鉛華的上海就是她的“鄉土”。她把上海人掰開了揉碎了，研磨，再提煉成人物，或放到具有腐蝕性的庸常生活中，或投入天翻地覆的時代滄桑里，浸泡、提純，讓他們閃耀出超越時代的光芒。那便是上海人的精神和品質。　

在王安憶早期作品《流逝》中，女主人公端麗從坐享其成的少奶奶變成備受磨難的一家人的主心骨和精神支柱。當全家人在打擊面前萎靡不振或隨波逐流的時候，一直小鳥依人的她出人意料地爆發出了強悍的生命力。她算計著變賣東西，幫人帶孩子，像“工廠間阿姨”一樣凌晨頂著寒風到菜市場采買一家人的吃喝。在王安憶后來傾心創作的長篇《長恨歌》中，“端麗”式的上海人品質在王琦瑤身上又有了延伸。從小家碧玉到上海名媛，王琦瑤在舊上海的十里洋場如魚得水，若不是滄桑巨變，她理當毫無懸念地做電影明星，或嫁豪門貴族，在上流社會里搖曳生姿。但偏偏命運不濟，遭際凄苦，她連享受普通正常生活的機會都沒有。像端麗一樣堅韌的王琦瑤頑強地適應著變化的生活。不僅如此，她還在可能的范圍內改造著自己的生活，她和遭際相同的人搭幫，用最簡陋的材質做西餐，壓低了聲音聽老式唱片，甚至跳交際舞。那些朝不保夕的人始終緊緊摟抱在一起，在熟悉的溫度里盡量有尊嚴地生活著。　

堅韌而又圓潤。在生活的暴力面前決不以卵擊石，而是巧妙地選擇適應與拒絕，身處夾縫卻游刃有余。這就是王安憶通過上海草根平民形象對上海人品質做出的概括性梳理。而在經濟快還發展的今天，上海人也用他們堅韌拼搏的精神風骨給我們寫下了上海人的傳奇。　

曾讀到過一個當年在東北兵團的北京人對上海知青的回憶，大體是說：上海知青大多沒什么背景，但他們自我料理能力強，干凈，辦事有規律、有準備。很多人靠一技之長（例如會修收音機、會寫美術字等）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調到較好的工作崗位。又想起一次到上海出差時，一位精神又精明的上海出租司機對上海人的間接評價：“看到報紙上登形形色色自殺的消息吧？告訴你，沒一個上海人。上海人不會讓自己走上絕路，上海人總有辦法對付的。自殺？上海人不干的，那都是鄉下人。”　

是吧？上海人總有辦法對付的。因美麗而可愛，因堅韌而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