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1年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獲獎算起，張悅然已經帶著“80后作家”的帽子走過十年。

　　2003年到2006年三年時間里，她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愛》。三本長篇小說《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一本圖文小說集《紅鞋》。那個時候，她被冠之以“多產”之名的同時被質疑寫作質量，“還有說我寫的不夠認真的”。

　　“我自己當時也覺得非常的恐懼，我就想按照這個速度，再過幾年就真的著作等身了，而自己必須對這些等身的著作都要負責。”她笑說，現在回想，反倒很懷念最初那段創作力驚人旺盛的時光。

　　“寫作本身應該是一件特別原始的事情，釋放潛意識里自己未曾感知的部分，不讓意識出來束縛寫作，快和流暢就很重要。”

　　之后是兩年的沉寂期，直到2008年夏天，她主編的《鯉》書系創立，在中國內地首創“主題書”這一全新出版物概念。每本一個話題，已經出版的主題有孤獨、嫉妒、曖昧、逃避、上癮、荷爾蒙等。

　　最新一期的主題是“來不及”，在豆瓣網站上關于《鯉 來不及》的內容簡介里，張悅然反思，“80后”這一名詞誕生于十年前，“從那個時候起，這一代人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十年里，我們一直在說，卻又好像什么也沒有說過。我們早慧，卻晚熟，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扮演著最初的角色——一個舊傳統里的不和諧音符，所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或許不用再過十年，它們就會被完全吞沒。”

　　而在張悅然的十年里，她從最初排斥“80后作家”標簽，已經逐漸習慣被如此稱呼。采訪中她說，“我發現自己對80后作家這個概念所代表的群體開始產生歸屬感”。

　　或許正因為此，她在采訪中對80后作家的文壇表現流露出明顯的焦慮。她批評，80后文學是形容詞文學，“無非是幾百個、上千個形容詞粘貼復制組合，作品缺少精神內核”。

　　她感覺，80后作家呈現出的群像，就像是一群握在媒體手中的空心玩偶，在流水線上被制造、命名，分送到既定的位置，呈現給大眾。

　　“現在90后開始寫作，于是80后就從最初‘被青春’到‘被長大’，被宣布說，你們青春結束了，我們有了新的娃娃了。”

　　她拒絕評論韓寒、郭敬明這些和她一同自新概念作文大賽出道的知名80后作家，“80后作家的作品并沒有真正對文學有新貢獻，這是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整體80后作家的評價”。

　　但這并不意味她對80后作家悲觀，相反她一直有個想法，“真正的80后的作家，可能并不是現在被大家看到的這些，而是沒有進入出版市場當中，在大家視野之外的，很安靜地很寂寞地寫作的人。”

　　80后寫作真正精采真正會被大家傳誦的高潮，可能還沒有到來。“等著拿出更好作品的年輕作家來譜寫。”

　　創辦《鯉》書系的原因，即在“找到更多在寫和寫得好的人”。

　　寫作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對于想要開始創作的人，她給了個建議，“早上一醒來，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干，立刻沖到桌邊去，開始寫。”

　　她認為，那時是寫作最好的時間，因為意識大軍尚未醒來，潛意識駐留腦中未走，人像胚胎般單純。

　　因為孤獨，所以書寫

　　張悅然父親是中文系教授，在她看來，父母對其最大的影響，“第一沒讓我上中文系，第二沒讓我寫作。他們把我送到新加坡學了理科。”

　　恰恰，身在異鄉的孤獨，對未來的迷茫，讓她涌起寫作欲望，不可抑制。

　　“你或坐或站或行走，總而言之，你的存在就有一種不安，有一種好象是不應該這樣的狀態，對于這種不適應的狀態，你又沒有辦法去做什么，只是靠寫東西去紓解。”

　　“那時候每次打開電腦，要寫程序時我就什么也寫不出來，切換到WORD文檔，我就發現可以寫得很順利。”程序和寫作之間不斷切換，但最終她發現無法并行。

　　那時，她最喜歡的地方是新加坡的機場，燈火通明，人來人往，有咖啡館有網絡，可以忘記時間，沉浸寫作。

　　父母對她第三大影響是讓她出書。“當時父母覺得我在那適應的不好，很可憐，出于一種補償心理說要不然你把你的那些小說都連在一起出一本書吧，有一種從此告別寫作的意味在里面。”

　　但告別卻成了開端，“寫完這本書，我就再也沒停下來，離開了父母原來安排好的道路。”

　　當她真正開始寫作后，卻發現為了緩解孤獨的寫作，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孤獨的職業。

不可高估的80后文學

記者：有人評論說，80后作家作品雖然貌似個性強烈，可是真正展示出有個性的作品卻不多，太雷同了，你怎么看這一說法，你認為80后作家作品的辨識度在哪里？

張悅然：公平地講，我們這代人每個人的文本辨識度確實不夠高。那些文本里，通常充斥著大量的形容詞。我們這代人對繁華世界的描述，體現在比上一代人多使用幾百個、上千個形容詞上面，而動詞卻萎縮得厲害，小說里傳達的主要信息不是一種行動，只是一些特別空虛的描述。而形容詞和其他部分的連接關系不像動詞那么明顯，形容詞實際上是特別容易重復的，你從誰那看到一個詞完全可以拿到你這邊來，所以說我們這代人就變成了不停地挪用、復制形容詞的一個群體。我希望自己能夠有更高的文本辨識度，現在也正在試圖去改變這一點。

記者：你對同屬80后作家領軍人物的韓寒、郭敬明如何評價？

張悅然：每個人的道路和他的選擇、發展的方式都不一樣，沒有什么可以比較的。而評價就有比較的意味在里面。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覺得到現在為止，80后作家中并沒有出現真正稱得上是對文學有新貢獻的這樣的一部作品。這是我對郭敬明、韓寒，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的80后作家一個整體評論。

記者：青春文學被認為是80后寫作的主題，但不少80后作家并不希望自己的寫作被視為青春文學？

張悅然：80后作家、青春文學這些詞，變成標簽以后已經充滿歧義，導致我們不愿意再和這些詞連在一起。問題是青春的確是我們文學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它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我們如何能和它擺脫關聯呢？其實問題不是出在青春文學身上，而是出在80后對青春文學的表達方式上，目前的確還不太成熟。個人化表達尚在路上

記者：你覺得80后作家的出現，對于文學格局帶來的改變是什么？

張悅然：我認可我們這代人做到的一點就是個人化的表達代替此前的宏大敘事。即使還有很多的人在提倡，還有很多的人想看到宏大敘事那樣一個完整的畫卷，但是在年輕一代的表達當中，已很難出現。換句話說，這代人寫不出來了。這是一個不可挽回的變化，因為集體的概念被解散了，然后出現的是一個更小的自我。

記者：你覺得這種變化利弊如何？

張悅然：我個人覺得這種變化可能符合文學創造規律。所謂的宏大敘事實際上傾向于集體價值取向、道德標準。我認為對于創造者而言必須是要回到一個個人身上，讓個體去自由運動，而不是說把集體一個價值觀強加給他。我因此很不同意要求文學關注底層弱勢群體的說法，小說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這種獨特性不應該淹沒在群體的共性中。

記者：你怎么看待社會責任、道德標準和文學創作的關系？

張悅然：如果在創作過程中一直對社會責任、道德倫理等東西念念不忘，自己的觀點就會被強加到人物的身上，這些將會影響到小說內部活力和角色本身自由活動的空間。我們誰都不想看到像剪紙一樣平面的人，我們都想看到立體的人物，想看到人在一些事件面前特別復雜的心理反應。

記者：個人化表達是否會影響到作品本身的可讀性？

張悅然：個人化表達可能會影響我們講故事，而故事是需要集體的，集體給故事編寫提供了標準。如果陷于一已的個人化中、不顧讀者的時候，這個故事就不會引起廣泛共鳴，不再讓人印象深刻，內心觸動。村上春樹在接受訪談時提到，現在很多人質疑小說死了，簡單來說就是小說不好看了，他認為一個解決路徑是該回到十九世紀小說通過故事來寫作的傳統�？梢愿杏X到村上春樹編故事的自由度肯定比中國作家要大很多，一方面他頭腦中自我設限更少，同時外部也給他更大的寫作空間。而中國作家則受長期的集體主義思想禁錮，以及特定的現實主義傳統束縛。我認為，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家現狀，文學必須得先完成這個從集體到個人的轉變，先要從集體當中解脫，通過個人化的表達甩掉一些陳腐的，模式化的，充滿說教性的故事， 然后我們才能找到更好的故事，才能更自由地寫故事。

記者：你覺得現代社會，伴隨各種交流通訊工具的進步，人和人之間的狀態會更密切還是更孤獨？

張悅然：在現代社會，不管有多少種熱鬧的網絡社交方式，人肯定都會越來越孤獨。各種各樣的機械、機器、電子、高科技產品，實際上已經讓我們雙腳都懸空、離開土地，讓我們失去了很多基本做事的能力，這種狀態是一種孤立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