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男女平權”的思想來源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她認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樣的平等權利，而且堪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提出了把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的深刻命題。

　　1907年7月15日凌晨，天還未放亮，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時刻。管牢的禁婆打開了浙江山陰縣監獄的單人牢房，一大群持槍的清兵涌了進來。憔悴的秋瑾整理了一下凌亂的頭發，刑架兵給她戴上粗重的鐵鐐，將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后。

　　大批舉著火把的士兵簇擁著秋瑾，走到一公里外的古軒亭口。火光把陰森的刑場照得通明。五花大綁的秋瑾被處以斬刑，得年31歲。

　　從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處死，僅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間輿論群起抨擊浙江官府處理秋瑾案的種種野蠻行徑。“法制社會要求實現立憲”“以憲政精神抨擊就地正法”等各階層輿論的攻擊，令清政府狼狽不堪，幾無還手之力。

　　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響遍武昌城頭。

加入同盟會

　　秋瑾的革命之路，與許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發，來自于對自己婚姻的不滿。”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常委理事、《秋瑾傳》作者吳先寧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秋瑾照片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嶺。

　　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鈞用錢捐了個戶部主事的小京官，帶著秋瑾去北京赴任。他們的鄰居是一位頗負文名且思想進步的女子吳芝瑛。吳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學者吳汝綸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個思想開明的人物，曾參加過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秋瑾與吳芝瑛情投意合，義結金蘭。

　　通過吳芝瑛，秋瑾經常看到當時出版的一些新書、新報，接觸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條約》簽訂以后，神州大地危象叢生，秋瑾讀了陳天華的《警世鐘》和《猛回頭》以后，深受感動，她稱陳天華是自己的“啟蒙開智”的人。她賦詩言志：“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以后， 秋瑾就穿起男裝，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裝成為秋瑾的標志性服裝，她直到就義時仍身著玄色紗長衫。

　　秋瑾的思想發生了飛躍，與整天沉緬于官場應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沖突越來越多。“知己不逢歸俗子，終身長恨咽深閨。”這是秋瑾對自己婚姻的感嘆。

　　1904年2月，秋瑾在吳芝瑛家中結識了一個日本女子服部繁子。從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學校的種種優點，她決定去日本留學。

　　當年5月，“悲中國教育之不興，國權之不振”，秋瑾自籌旅費到日本留學。她說，她要學習救國家、救同胞尤其是兩億女同胞的本領。

　　6月28日，秋瑾從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國客輪“獨立號”，踏上赴日旅途。

　　由于丈夫反對，旅費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艙。女扮男裝的秋瑾懷揣一柄短劍，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處一艙，抵達日本。

　　此時的日本正是明治維新以后，一切欣欣向榮，資本主義飛速發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思想廣為傳播。

　　秋瑾首先進入日語講習所補習日語，第二年轉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的清國女子速成師范專修科。在學校，秋瑾頑強苦讀，毅力驚人，別人都已熄燈就寢，她仍寫作、閱讀到深夜，每每寫到沉痛處，捶胸痛哭，憤不欲生。現收入《秋瑾集》中的詩文，很多是這個時期寫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館鄭重留影，以示與滿清決裂。學習之余，秋瑾積極參加當地留學生組織的各種社團活動，廣泛結交革命志士。她與陳擷芬發起的共愛會，提出了婦女解放的口號，是近代中國婦女最早成立的愛國團體。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秋瑾所在的學校恰好與同盟會舉行籌備會議的地方在同一條街上。彼此接觸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這時結識了孫中山。

　　不久，經馮自由的介紹，秋瑾在黃興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會的手續。她舉起右手，肅立在桌邊，宣讀了入會誓言：“秋瑾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宣誓完畢，由黃興教以同盟會員相見時的握手暗號和三種秘密口令。

　　秋瑾對孫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會政治綱領的精神影響頗多。

　　這年12月8日，陳天華投海自盡。秋瑾受到很大震動，決定立即回國，直接參加反清斗爭。

創辦《中國女報》

　　1906年，秋瑾回到國內，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號租了房子，籌劃《中國女報》。

　　秋瑾有著辦報的情結。1904年9月，她在日本創辦了《白話報》，以“鑒湖女俠秋瑾”為名，發表了《致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傳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權。

　　辦報需要錢。秋瑾四處奔走，多方募集，又在報上大登廣告，號召大家入股。可是響應者寥寥無幾，到最后，只籌集到幾百元。秋瑾痛感中國婦女界的死氣沉沉，“簡直有點麻木不仁”。

　　走投無路的秋瑾最后終于想到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籌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錢，而娘家由于父親去世，在錢財上已經無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兒子與兒媳之間鬧矛盾，而且已經分居，見到兒媳突然光臨，以為其回心轉意了，就熱情接待。

　　秋瑾對公公說自己想辦學，但缺少經費，希望公婆家能給予資助。為了使兒子能和兒媳破鏡重圓，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筆錢送給秋瑾。幾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裝，不辭而別。

　　離家后，秋瑾即聲明脫離家庭關系，以免株連家庭。

　　1907年1月14日，依靠這筆錢，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錢，秋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女報》。

　　《中國女報》是一種16開本的冊子，封面上畫著一個婦女，雙手高擎一面旗幟，象征著婦女的覺醒和前進。該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婦女聯合會的主張。

　　為了使當時大多數文化水平低、不識字的婦女能看懂聽懂，女報一律用白話文，并采用彈詞、歌曲等民間喜聞樂見的形式，生動活潑，通俗易懂。

　　該報的絕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發刊詞”外，她還寫了《敬告姐妹們》《勉女權歇》《感憤》《感時》《精衛石》等政論和文學作品，編譯了《看護學教程》，被譽為“報界女才”。

　　秋瑾在《中國女報》上試圖鑄造“國民”與“國民之母”的思想。她認為，“國民”大于皇權，男女亦平等——“改革專制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有主權來管國家的大事”，而在這四萬萬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萬萬婦女。

　　秋瑾“男女平權”的思想來源于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這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之民權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秋瑾認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樣的平等權利，而且堪為“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

　　而彼時，在大洋彼岸，美國婦女尚在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獲得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選舉權，而開展著如火如荼的女權運動。要到1920年8月26日，憲法第19修正案通過，美國婦女才和男性一樣，獲得平等的投票選舉權。

　　秋瑾旗幟鮮明地宣揚婦女人權，提出了把婦女解放與民族解放結合起來的深刻命題，無疑是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從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從家庭革命到社會革命的破繭蛻變。

　　據當時的報刊記載，《中國女報》一出版就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文化的婦女爭相傳閱，沒文化的婦女也設法請別人念給她們聽。大家熱烈地討論著報上的文章，還展開辯論。封建遺老們看了則大為震怒。

　　6月17日，秋瑾從紹興寫信給朋友，說該刊第三期已編好，“約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卻永遠沒有付印之日了。

“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馬上要來抓捕她。

　　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開了浙江各會黨和軍學界首領的秘密會議，正式組建光復軍，推徐錫麟為統領，秋瑾自任協領。

　　徐錫麟，1904年加入光復會，次年在浙江紹興創辦大通學堂。徐錫麟忙于革命，疏于紹興大通學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學堂督辦。大通學堂全名“通師范學堂”，是1905年由徐錫麟、陶成章等創辦的，是借清政府廢科舉、辦學堂之機，以辦學掩護革命活動的基地。

　　身為校長的秋瑾親任教習，每日到校，處理事務，騎馬帶學生到野外打靶，練習射擊技術，還有各種器械體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軍等訓練。

　　清晨，激越的號聲將學員從床上喚起時，秋瑾已身著軍衣，懷藏手槍，腰佩倭刀，騎在馬上了。

　　訓練學生的同時，秋瑾一直同徐錫麟秘密活動，準備在安徽安慶與浙江紹興舉行武裝起義。秋瑾的起義行動計劃是： 先拿下金華，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師金華，出江西入安徽，與徐錫麟的起義部隊會合，再圖大事。該計劃雖然沒能實現，但時人曾給予高度評價：“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為自革命以來，其預備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慶起義爆發。徐錫麟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但起義失敗，徐錫麟被捕就義。

　　10日，徐錫麟慘死的消息傳來，秋瑾痛哭失聲，不語不食。有人勸秋瑾立即離開紹興，也有人勸她前往上海，并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處隱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絕。她說：“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學堂的槍支彈藥分散隱蔽起來，又在和暢堂的家中密室里燒毀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學生們各自回家。

　　13日下午4點，清兵包圍大通學堂時，學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連夜審訊，要她招出革命組織內情和同黨名單。她提筆在手，凝思片刻，先寫了一個“秋”字，這是她的姓。再催她寫，她又續了6個字，這就是100年來的名句：秋風秋雨愁煞人。這也是秋瑾唯一的“筆供”。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處于“即行正法”，飲刃軒亭口。

　　秋瑾被斬引起了巨大震動。軒亭口是殺江洋大盜的地方，而當時對婦女行刑，最嚴重的是絞刑，沒有斬刑。

　　民間輪番轟炸秋瑾案：“欲殺則殺，欲捕則捕，欲搜查則搜查。不必有證，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從抨擊秋瑾案出發，轉而質疑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決心與前途，不斷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實行立憲不足以挽回之。”這是日暮途窮的清政府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

　　參與搜查、審訊、行刑的山陰知縣李鐘岳，在秋瑾斬首3天后被撤職。他在杭州賦閑期間，經常流著淚，獨自凝視、默誦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鐘岳自殺身亡。

　　與秋瑾案相關的其他官員被調到地方任職時，當地鄉紳上書拒絕。出行時，需軍隊保護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燒錠帛、倒糞道中者，均罵聲不絕”，令他們又驚又懼。

　　民心所向，勢不可當，注定了滿清滅亡的命運。

　　辛亥革命成功后，孫中山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跡，兩次到杭州憑吊秋瑾墓。他在紹興各界歡迎會上發表的演講稱：“為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紹興有徐錫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復事業，功莫大焉！” 。

　　我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愿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若安作同儔，恢復江山勞素手。

　　舊習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獨立占頭籌。愿奴隸根除，智識學問歷練就。責任上肩頭，國民女杰期無負。

由“家庭革命”而達至“政治革命”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獨特的一位。她本是一個出身于書香門第的無憂才女，本來會成為李清照式的閨閣詩人而寫入文學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時代風云的激蕩，催生了她個性中豪俠而剛烈的一面，多種復雜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滿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時代人說她是經由“家庭革命”而達至“政治革命”。

　　對同盟會宗旨更側重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方面，這是秋瑾、徐錫麟等光復會領導人的一個特點。這一特點，與江浙地區在明清之際抗清斗爭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滿族統治者的鎮壓迫害最慘酷有關；也與這一地區王宗羲、劉戢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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