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間靖子(中文名“劉靜貞”)出生在中國，二戰后流落東北，隱瞞日本國籍加入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受盡折磨，后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加入中國國籍。55歲時，她第一次回到日本。這個給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當過翻譯的高級知識分子，剛回日本時連飯都吃不飽，卻一直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八旬高齡還多次回中國，資助中國的窮孩子。她說：“我把中國當成娘家，日本不是。為了中國孩子，我也要活下去。”

被蘇聯紅軍追趕的日本女孩

　　勝間靖子出生在大連的日本人居住區，鄰居們以為她是中國人，或者頂多是個中日混血兒。她沒有說破，認為這樣能保護自己。

　　86歲的勝間靖子對過去的事記得很清楚：“我生母去世得早，繼母對我很不好。我吃不飽，有一次她竟發狠用熨斗燙我。我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日本鄰居們很同情我，說‘你最好趕快離開家，不然會被折磨死’。”

　　上世紀40年代，勝間靖子在大連一個日本小學當老師，只要回家就挨打、挨餓。當時她只有一條生路，就是當兵(日本當時規定小學教師不能轉行，除非服兵役)，“我寧愿到前線去死了，也要擺脫繼母的折磨。”

　　勝間靖子的父親是日本的大富商，天皇的家人經常進出他經營的高檔賓館。父親無法制止女兒的繼母施虐，勝間靖子只好到哈爾濱的關東軍陸軍醫院做護士。沒工作多長時間大家就傳說，跟蘇聯不打仗的條約(《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已經結束。關東軍預感蘇聯馬上要出兵，陸軍醫院于是從哈爾濱向大連轉移。

　　撤離的那天早上，勝間靖子上車前發現病房里靜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輩子難忘的慘像：那些重傷員，還有在戰爭中嚇瘋了的士兵們都被處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氣”，一排排躺在那里。

　　勝間靖子和同伴在火車上聽到了天皇的投降詔書。蘇聯紅軍截斷了日軍的退路，火車停在長春走不了了。傷兵們抱頭痛哭，各自奔逃，靖子無依無靠，一個日本護士有親戚在長春，就拉她去寄住。有人勸她們，千萬不要說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處是尋仇的中國人，還有一些搶掠奸淫的蘇聯士兵。

　　這個小護士的親戚已經撤走，她突患胸膜炎發高燒，勝間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醫院，一個星期后病逝。靖子孤身一人，中國女醫生紹淑榮收留了她。紹大夫曾留學日本，她所在醫院的日本醫生護士都跑了，剩下幾個中國醫生勉強支撐，“病人積了一大堆，沒人治。”勝間靖子留下幫忙，兼給一家有錢人做保姆。

　　為了亂世求生，紹大夫給靖子起了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劉靜貞。有一天，劉靜貞正在樓上曬尿布，忽然樓底下有人喊她快跑，幾名蘇聯士兵遠遠走來，走樓梯已經來不及了，她抱著柱子滑下來，跳墻逃到別的院子里……

　　大家覺得劉靜貞孤身一人太危險，就給她介紹對象。后來，一個有俄國血統的小伙子成了她的丈夫。

被俄國瘋婆婆鎖在木屋里

　　靖子的丈夫王德成的父親是山東人，早年在中俄鐵路干活，后來跑到莫斯科，遇到一個俄國孤女，兩人結了婚，生下王德成。一家人回到東北，王德成學了點兒日語，進了長春滿洲電影制片廠。

　　國民黨要打進長春，劉靜貞和丈夫跟著電影廠(抗日戰爭后，滿洲電影制片廠被我黨接收，改稱東北電影制片廠，也就是后來的長春電影制片廠)撤往黑龍江。

　　劉靜貞的俄國婆婆在日本占領時期被日本警察打瘋了，看誰都像小偷。到了哈爾濱，王德成到前線工作，婆婆把劉靜貞鎖在小木屋里，怕她席卷而逃。東北電影制片廠的負責人侯波知道后，把劉靜貞救了出來，動員她參加工作。于是她替電影廠留用的日本技師們當翻譯。那年是1947年。

　　劉靜貞已經把中國當成了家，“我覺得日本像外國一樣，我對中國更熟悉。”在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于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劉靜貞成為正式黨員。

　　當時東北的每個大戰役都需要電影廠去拍攝、留存，電影廠極缺攝影師，劉靜貞就盡心盡力在日本技師和中國學生中做翻譯，想快點兒培養出新攝影師。電影廠剛培養出3個新攝影師，卻在上前線時遭遇敵機掃射，一下犧牲了兩位。

周總理救了“日本女間諜”

　　全國解放后，劉靜貞到中國電影洗印廠工作，和丈夫來到北京。她有兩個孩子，人們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兒園，然后風風火火去上班。她這時已經成為電影技術工程師，先后擔任股長、主任、工會主席等職。

　　要是沒有特殊情況，這個日本女人會在中國平靜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來了。一直向組織隱瞞自己是日本人的劉靜貞心懷愧疚，可她的坦白沒有得到造反派的寬恕，她被視為“日本女間諜”，“里通外國”。丈夫王德成因此遭難，這個涉及3國血統的家庭一下墮入深淵。

　　劉靜貞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強制改造。身高161厘米、體重43公斤的她，在4年多的繁重勞動中，成了一個健壯的勞動能手。

　　有一天，從前對她厲聲厲色的人突然和善起來。審查結束，她被批準回北京。此時，時間已是1972年，她才知道，田中角榮來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懇請周總理照料在中國的日本人，周總理答應了。

　　劉靜貞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她的黨籍也得以恢復。

　　領導不給她分配工作，她就搜集世界電影資料，辦日語班，總之她想多做工作，多做對人有益的事。

　　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她雖然是“純種”日本人，但50多年里竟然沒去過日本，蠻荒唐的！

　　她聯系上了妹妹，回到日本，這才知道，日本戰敗后，她的家人一直在中國漂泊，得到了中國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親人勸她留在日本。這里畢竟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她自己也在說服自己留下：“我覺得我應該留在日本做宣傳，讓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孩子了解中國。日本太不了解中國了。我要是這樣走了，日本鄰居會怎么說我？這個受中國教育的人怎么這么無情無義？”還差幾個月就能在中國離休的劉靜貞留在了日本。組織上后來給她辦了離休手續。

為了中國“娘家”的窮孩子

　　到了日本后，劉靜貞一直在組織日本學生資助中國的貧困學生。她不顧八旬高齡，每年數次來中國。她說，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關心她們。從1995年開始，她每年給希望工程捐款四五萬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帶中文班的第15級日本學生到中國實習，學生們發覺老師在捐助中國的窮學生，也行動起來，把自己的零用錢捐出，總共湊了幾千元人民幣。此后，給中國孩子捐款的行動從15級傳到16級、17級，現在已經傳到第24級了。這成了這個中文班的傳統，每個學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學生的錢來之不易。“這些日本學生，每天早上兩點起床打零工，靠這些錢生活、學習，擠出這點兒錢捐給中國的學生。”

　　劉靜貞的學生千帶子，在送報紙時被兩條狗咬傷，兩個月上不了學，她母親哭著說，你干嗎這樣，咱們家有錢有地……千帶子哭著回答：“我要走了，就少了一個人給中國孩子攢錢。”

　　劉靜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勸她趕緊住院治療，她說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辦，于是不顧親友勸阻，匆匆跑到中國，親手捐出了學生和她存下的11萬元人民幣，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檢查，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腹部，“腸子都黑了”。

　　被送進手術室時，劉靜貞哭了。她覺得她做得還不夠，還有許多人需要她幫助。手術后，病情有了好轉，劉靜貞對日本學生說：“為了中國孩子，為了你們，我也要活下去。”

　　有記者問劉靜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當時就流下了眼淚。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從哪里來？我分析來分析去，覺得還是在中國受的教育，是共產黨給我力量。回日本后，我參加過一次日本創價學會的學習，他們的口號是‘為創價學會服務’，我對他們說，還是中國共產黨大氣，我們不這樣說，我們是‘為人民服務’！”

　　劉靜貞在“娘家”學到的這句話，影響了她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