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與梁思成

我們常常要借助一個男人的光線，才看到他背后的女人——對于那些從民國時代走來的文藝女青年們——但林徽因是個例外。在她身上，折射著許多優秀男人的光 芒，而她反過來又為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們舉著她這支蠟燭，把那些有著別樣才情與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啟超、胡適、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費 正清、沈從文、張奚若……這串散發著光芒的名單里，間或瞥見林徽因的衣袂飄動，她與他們終生保持著或父或兄、或親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親、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的林長民，不無驕傲地對徐志摩說：“做一個天才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了解。”

彼時林徽因剛滿16歲，但談吐和悟性已經超越了她的年齡，在她的美貌和聰慧面前被迫放低天倫輩分的不只是林長民，徐志摩也不顧自己是林徽因父親的好友，且 在國內已有妻兒，公然鬧離婚并追求起這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小姑娘來。這段公案因影視、小說、文史學家津津樂道的介入而婦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長民互相引為知己，還玩過一場互通“情書”的游戲。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個有夫之婦，林長民扮一個有婦 之夫，雙方假設在這不自由的景況下互相愛戀。兩個接受過留學教育的舊知識分子，用這種匪夷所思的方式，來描摹他們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愛世界以及政 治抱負。徐志摩寫過一篇濃艷的短篇小說《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長民為原型的。

林徽因最終沒有選擇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長輩的安排下相識相愛了。梁啟超對長子寄予厚望，親自挑選了未來兒媳人選，并在林徽因喪父后視她一如親女。兩家安排只待梁思成從清華一畢業，就送他們一起去美國深造。

這對小兒女于是常在一起憧憬未來，林徽因告訴梁思成，她以后準備學習建筑。梁思成大感意外，他從未想過文弱的女孩子要學蓋房子：

“建筑？”他反問道，“你是說house （房子）？還是building（建筑物）？”

林徽因笑起來，她左邊臉腮上有一個不對稱的酒窩：“更準確地說，應該是architecture（建筑學）吧！”

這位建筑學巨匠晚年承認，自己最初選擇學習建筑，只是為了林徽因，“我當時連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種重要身份存在于歷史之中，但貫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個一心疼顧老婆的溫和男人，這一點，在后來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現得更加淋漓盡致。

見過梁氏夫婦的人，莫不承認他們是恩愛的一對。1923年一次學生游行示威中，梁思成被軍閥金永炎的汽車撞傷，并因此留下終身殘疾，林徽因每天都來安慰他 寂寞的病榻，為他拭汗、打扇、讀書。這一點讓梁思成的母親極為不滿，她認為思成傷臥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閨秀應該低眉斂目小心回避才是，一個官宦人家的小 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顧體統？

梁啟超卻因此更加欣賞林徽因，老爺子洋洋得意地寫信給大女兒梁思順：“老夫眼力不錯吧！”這個維新派因此生發出他的姻緣觀：由父輩留心觀察、看好一個人，然后介紹給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決定，“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這場婚姻確實向人們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寬松，同時多么牢固。終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一起，隔院毗 居，同飲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學術上的任何問題，常常請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來評理調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雙雙故去以后，金岳霖還 跟梁思成的兒子住在一起，梁從誡像對待自己父親一樣，陪伴這個為了林徽因終生未娶、亦無后人的大哲學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從林徽因寫給好友費慰梅（費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們3人的親密與默契。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蟄居李莊，生活困頓，貧病交 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來李莊看望他們，同他們一道過年，林徽因一邊聽著日本轟炸機從上空飛過，一邊在信里這樣寫道：思成是個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 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沖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 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里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是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林徽因寫完信，就交給思成和老金看，問他們可有補充，于是我們看到了接下來由金岳霖寫的一段：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里卻實實在在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們兩個搞混。

金岳霖寫完，梁思成又接過信來附言道：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丑陋的鋼板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注：梁思成因車禍脊椎受損，一直穿著協和醫院為他特制的鋼馬甲），從我下方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這封信寫在又薄又黃的劣質紙張上，不分段，字極小，沒有天頭地腳，連多余的半頁都被裁去，為了節省紙張和郵費。這封信讓遠在華盛頓的費正清夫婦笑了很久，接著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說：“人家講‘老婆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覺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華是多方面的，少女時代起，她已經是頗有名氣的詩人，同時翻譯西方文學、創作劇本、發表小說；學了建筑以后，在設計和測繪方面也多有建樹，與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許多建筑學著述。雖然穿著窄身旗袍、體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頂來卻根本不成障礙，金岳霖到他們家去，常常看見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頂上，為野外測繪練基本功，老金當即作了一副藏頭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這夫婦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興，林徽因卻不以為然，“真討厭，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個女人就沒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擺設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擺設？在她家客廳的著名沙龍里，任何談笑有鴻儒的對話，她都是當仁不讓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發上跟客人們大談詩歌與哲學。曾經的沙龍客之一蕭乾回憶說：

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沈從文）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斗，連連點頭稱是。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女 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后來心里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夠像18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 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么精彩的一部書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興奮型的人”，情緒喜怒不定，像朵帶電的云，“只憑一時的靈感和神來之筆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聰慧， 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傳說，流傳在那些見識過這聰慧的文化名人們的口頭筆端，而戰爭、疾病、政治運動、貧窮而瑣細的家庭生活又剝奪了她大量的創作精力，所以， 拋開她那些著名的“緋聞”，在學術層面上，人們通常只知道她是國徽的設計者、北京古建筑的積極保護者，而忽略了她內心更加豐沛的才華。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終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運，她躲過了后來席卷全國的“史無前例”。丈夫親自為她設計了墓碑，碑上移來她生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知己金岳霖為她組成治喪委員會，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復何求？

她的墓碑上寫著：這里長眠著林徽因，她是建筑師、詩人和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