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在1944年5月發表的散文《童言無忌》中這樣描寫她唯一的弟弟：“我的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一次，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志氣……”張愛玲筆下那個“很美”而“沒志氣”的弟弟，名叫張子靜（1921-1997）。張愛玲辭世之后，有感自己“風燭殘年、來日苦短”的張子靜，決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寫出來。在文章中，張子靜真情回憶姐弟往事、家庭變故、人世滄桑，其中不乏鮮為人知的細節。
1995年中秋次日，從太平洋彼岸傳來姐姐離開人世的消息。那幾天，我的腦中一片空白，時常呆坐半天，什么也想不出來。再讀《童言無忌》中的“弟弟”，我的眼淚終于忍不住汩汩而下，“很美”的我，已經年老；“沒志氣”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個凡夫。
這么多年以來，我和姐姐一樣，也是一個人孤單地過著。但我心里并不覺得孤獨，因為知道姐姐還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國），和我同存于世。尤其讀到她的文章，我就更覺得親。姐姐待我，亦如常人，總是疏于音問。我了解她的個性和晚年生活的難處，對她只有想念，沒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變，我和她是同血緣、親手足，這種根底是永世不會改變的。

張愛玲姐弟與其父

顯赫家世下的悲劇童年
以前評介我姐姐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會提到她的顯赫家世。我們的祖父張佩綸，光緒年間官至都察院侍講署佐副都史，是“清流黨”的要角；我們的祖母李菊耦則是李鴻章的大女兒。母系的黃家——首任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以及后母系的孫家——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也都間接或直接地對我姐姐有所影響。
張愛玲、張子靜與父親
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一個是張御史的少爺，一個是黃軍門的小姐，結婚時是一對人人稱羨的金童玉女。5年之后，1920年9月，母親生下姐姐，小名小煐；次年12月生下我，小名小魁。
我開始有記憶的時候，我們家已經從上海搬到天津，住在英租界一個寬敞的花園洋房里。那是1924年，姐姐4歲，我3歲。那時我父親和同父異母的二哥分家不久，名下有不少房屋、地產。我母親也有一份豐厚的陪嫁，日子過得很寬裕。但不久父親結識了一班酒肉朋友，開始花天酒地，嫖妓、養姨太太、賭錢、吸大煙，一步步墮落下去。
母親雖然出身傳統世家，思想觀念并不保守。尤其受五四運動及自身經驗的影響，她對男女不平等及舊社會的腐敗習氣深惡痛絕。對于父親的墮落，母親不但不容忍，還發言干預，這就和父親有了矛盾。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母親這一邊。后來她們發現兩個女人的發言對一個男人并不產生效力，就相偕離家出走以示抗議——名義上是出國留學。那時我母親28歲，已有兩個孩子。這樣的身份還要出國留學，在當時的社會是個異數。
十多年里，我們家從上海搬到天津，又從天津搬回上海，然后母親遠走英國，又回到上海家中，與父親離婚后再次出國。但姐姐與我一直生活在一起，直到1938年她逃離這個家。
父母離婚后，父親為我們找了個后母。
記得后母剛進門那段時間，和我姐姐表面上還保持著禮節性的見面招呼，偶爾也談談天氣，聊聊日常生活。
那年暑假，姐姐在父親書房里寫作文，寫完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后母無意中看到這篇作文，題目是《后母的心》，就好奇地看下去。
這篇文章把一個后母的處境和心情刻畫得十分深刻、細膩。后母看完很感動，認為姐姐這篇作文簡直就是設身處地為她而寫的。后來凡有親友到我家，后母就把《后母的心》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個不停，夸姐姐會寫文章。
1937年夏，姐姐從圣瑪利亞女校畢業。她向父親提出要到英國留學，結果不但遭到拒絕，還受到后母的冷嘲熱諷。父親那時經濟狀況還沒有轉壞，但他和后母吸鴉片的日常開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筆錢來讓姐姐出國。姐姐當然很失望，也很不高興，對父親及后母的態度就比較冷淡了。
1937年秋，姐姐和后母發生沖突，后母罵了她，還打了她一巴掌。姐姐拿手去擋，后母卻說姐姐要打她，上樓去告狀。父親不問青紅皂白，跑下來對姐姐一陣拳打腳踢，把姐姐打得倒地不起還不罷手。他打姐姐時嘴里一直說著：“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幸虧祖母留下的老傭人何干不顧一切地把他拉開，姐姐才沒有真的被他打死。
姐姐當著全家大小受這一頓打，心里的屈辱羞恨無處發泄，立即想要跑出去。但父親已下令關門，連鑰匙也沒收了。之后，姐姐就被軟禁在樓下一間空房間里。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父親不許任何人和她見面、交談；也囑咐看守大門的兩個警衛務必看緊，不許姐姐走出門。
姐姐在那空房里也沒閑著，每天清晨起來后，她就在落地長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鍛煉身體，偷偷地為她的逃走做準備。后來她得了痢疾，身體虛弱，每天的健身操才停了。
父親從何干那里知道姐姐患了痢疾，卻不給她請醫生，也不給她吃藥，眼見病一天天嚴重。何干唯恐發生什么意外，就躲過后母，偷偷告訴父親。何干是我祖母留下的老女仆，說話比較有分量。父親也考慮到，如果撒手不管，萬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惡父”害死女兒的壞名聲。于是父親選擇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趁后母不注意的時候到樓下去為姐姐注射。這樣注射了幾次后，姐姐的病情控制住了。加上老保姆何干的細心照料和飲食調養，姐姐終于恢復了健康。
1938年初，姐姐趁兩個警衛換班的空檔，偷偷從這座她出生的房子逃了出去，再也沒有回來。
1944年，姐姐在《天地》月刊第十期發表《私語》，把她被軟禁、生病、逃走的經過細說了一遍，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漏寫了一段，就是父親幫她打針醫治。父親后來看到這篇文章，除了難堪與矛盾已經無法生氣——那時姐姐已是上海最紅的作家了。

張愛玲與張子靜童年照

姐姐不屑與為我寫稿
1943年秋，上海正值“孤島時期”，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合辦一個刊物——《飆》。希望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飆》能帶來一陣暴風雨，洗刷人們的苦悶心靈。記得當時約到稿件的名家有唐弢、董樂山等。但編輯張信錦對我說：“你姐姐是現在上海最紅的作家，隨便她寫一篇哪怕只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我想也有道理，就去找姐姐約稿。
還沒走到姐姐的住處，我就想到這樣貿然前去似乎不大穩當。姐姐當時可說是紅得發紫，向她約稿的著名報紙雜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個“寫作機器”也應付不了那許多約稿。果不其然，聽完我的來意，她一口回絕：“你們辦的這種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給你們寫稿，敗壞自己的名譽。”說完她大概覺得這樣對我不像個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張她畫的素描說：“這張你們可以做插圖。”——她那時的文章大多自己畫插圖。
我從小被姐姐拒絕慣了，知道再說無益，就匆匆告辭。
回來之后，沮喪中，張信錦說：“那就請子靜先生寫一篇關于你姐姐特點的短文，這也很能吸引讀者。”
我擔心姐姐看了會不高興，而在報上寫出聲明或否認的文章，但張信錦說：“不會吧?一來你是她弟弟，她怎么能否認?二來稿子的內容一定無損于她的聲名形象，只有增加她的光彩，凸顯她不同于凡人的性格，我保證不會出什么問題的。”
張信錦的分析鼓舞了我的勇氣。于是我憑著自小對她的觀察，寫了《我的姐姐張愛玲》：
她的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么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
就拿衣裳來說吧，她頂喜歡穿古怪樣子的。
記得三年前她從香港回來，
我去看她，
她穿著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
大紅顏色的底子，
上面印著一朵一朵藍的大花，
兩邊都沒有紐扣，
是跟外國衣裳一樣鉆進去穿的。
領子真矮，
可以說沒有，
在領子下面打著一個結子，
袖子短到肩膀，
長度只到膝蓋。
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旗袍，
少不得要問問她這是不是最新式的樣子，
她淡漠地笑道：
“你真是少見多怪，
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
我正嫌這樣不夠特別呢!”
嚇得我不敢再往下問了。
我還聽別人說，
有一次她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結婚，
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樣子繡花的襖褲去道喜，
滿座的賓客為之驚奇不止。
上海人真不行，
全跟我一樣少見多怪。
還有一回我們許多人到杭州去玩，
剛到的第二天，
她看報上登著上海電影院的廣告——談瑛做的《風》，
就非要當天回上�？床豢桑�
大伙怎樣挽留也沒用。
結果只好由我陪她回來，
一下火車就到電影院，
連趕了兩場。
回來我的頭痛得要命，
而她卻說：
“幸虧今天趕回來看，
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難過呢!”
她不大認識路，
在從前她每次出門總是坐汽車時多，
她告訴車夫到哪里去，
車夫把車開到目的地，
她下車去，
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
有一次她讓我到工部局圖書館去借書，
我問她怎么走法，
在什么路上，
她說路名我不知道，
你不要覺得奇怪，
我們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認識路的。
大概有天才的人，
總跟別人兩樣點吧。
她能畫很好的鉛筆畫，
也能彈彈鋼琴，
可她對這兩樣并不十分感興趣。
她還是比較喜歡看小說。
《紅樓夢》跟英國小說家毛姆（代表作《人性枷鎖》等）寫的東西她頂愛看。……還有老舍的《二馬》、《離婚》、《牛天賜傳》，穆時英的《南北極》，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歡看的。她現在寫的小說，一般人說受《紅樓夢》跟毛姆影響很多，但我認為上述其他各家給她的影響也多少有點。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
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說：
“你姐姐真有本事，
隨便什么英文書，
她都能拿起來就看，
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學。
”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寫法。
至于內容，
她不去注意，
這也是她英文進步的一個大原因。
她的英文寫得流利，自然，生動，活潑，
即使我再學十年，
也未必能趕得上她一半。
她曾經跟我說：
“一個人假使沒有什么特長，
最好是做得特別，
可以引人注意。
我認為與其做一個平庸的人過一輩子清閑生活，
終其身，默默無聞，
不如做一個特別的人，
做點特別的事，
大家都曉得有這么一個人；
不管他人是好是壞，但名氣總歸有了。”
這也許就是她做人的哲學。
這篇短文于1944年10月在《飆》創刊號發表后，果然吸引了不少讀者。姐姐給我的那張素描《無國籍的女人》也配在我那篇文章的版面上。這是我們姐弟此生唯一的圖、文合作。雜志出版后，我拿了一本給姐姐，她看了我的“處女作”，并沒有表示不悅，我才放了心。
一九九五年秋，張愛玲去世后一個月，張子靜在其上海居處，手邊是《張愛玲全集》。
為愛情“萎謝”
姐姐在才情上遺傳了我父親的文學素養與我母親的藝術造詣。但在相貌上她長得較像父親：眼睛細小，長身玉立。我則較像母親：濃眉大眼，身材中等。不過在性格上又反過來：我遺傳了父親的與世無爭，近于懦弱，姐姐則遺傳了母親湖南女子的剛烈，十分強悍，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這樣的性格，加上我們在成長歲月里受到種種挫擊，使她的心靈很早就建立了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自衛，自私，自我耽溺。
姐姐與胡蘭成相識，是在1943年12月。胡蘭成在蘇青主編的11月號《天地月刊》上讀到姐姐的《封鎖》，“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他從蘇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192號公寓6樓65室”的地址，就去登門求見。當天未蒙姐姐接見，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電話給他，此后二人就開始了往來。到了1944年8月，胡蘭成與前妻離婚后，他們就秘密結婚了。
胡蘭成寫《評張愛玲》并發表的那段時間，正是姐姐與他的熱戀期，只是當時我未能從那些溢美之詞中讀出弦外之音。胡蘭成在文章中說：“張愛玲先生的散文與小說，如果拿顏色來比方，其明亮的一面是銀紫色的，其陰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和她相處，總覺得她是貴族。其實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買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豪華的人也會感受威脅，看出自己的寒傖，不過是暴發戶。”
胡蘭成當時官拜汪偽維新政府宣傳部政務次長。他能言善道，筆底生花，姐姐與他認識后一往情深，不能自拔，也不忌諱他的“漢奸”身份。姐姐聰明一世，愛情上卻沉迷一時。這段婚姻沒給她安穩、幸福，反倒是一連串深深的傷害。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
姐姐最后不得不無奈地說：“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1951年，有一次我去看姐姐，問她對未來有什么打算。我們雖然不談政治，但對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不可能無知。新中國成立之后種種的變化都更激劇，也許她已經預見“更大的破壞要來”了。但她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晚年張子靜
1952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姐姐見面的機會就少了。8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她住的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去了香港）。”說完就關上了門。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蛟S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張子靜，張愛玲之弟，生于1921年。解放前，張子靜還在中央銀行揚州分行工作。因屬于舊社會留用人員，解放后的張子靜去上海浦東黃樓中學教書。那時的浦東，簡直就是鄉下的鄉下，張子靜庸淡一生，終身未娶，1997年去世。張子靜一生，父不疼，母不愛，姐不親，姑不憐。少年時想走出舊時代的家，抱著一雙球鞋去姑姑處見母親，母親說負擔不起。在姑姑處，留頓飯的資格都沒有。姐姐那兒，十有八次見不到，到最后，姐姐走了，都沒招呼一聲。弟弟在樓下推自行車，忍不住地抽泣，相信你我也沒忍住。父親為了抽鴉片，耽誤了兒子的婚事（沒錢）。